洋务运动是中国晚清时期一场重要的变革运动，是一场以学习西方技术和理念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运动。始于1861年，随着历史背景和国家形势的变化，洋务运动持续发展并影响深远。本文将从洋务运动的背景、内容、影响等方面进行详细探讨。
洋务运动兴起的背景主要包括清朝改革挫败、国家内外形势风云变化以及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等因素。自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开始意识到自身的薄弱与闭塞，急需引进先进技术与制度以对抗外敌。洋务运动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迅速展开。
洋务运动的主要内容包括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兴办洋务工厂、创办洋务学堂、派遣留学生赴西方式国家学习等。清政府通过洋务运动试图补足国力短板，提升国家的综合实力，以应对形势的挑战。
洋务运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但也存在种种弊端和挑战。一方面，洋务运动加速了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步伐，为后来的变革运动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洋务运动也带来了西化风潮，加剧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
洋务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一笔，影响深远且复杂多样。正是在洋务运动的推动下，中国社会逐步迈向近代化，但也在这一过程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考验。通过对洋务运动的研究和思考，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轨迹，并启示未来的发展方向。
洋务运动趣事
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段重要而又有趣的历史时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洋务运动成为了一场以引进西方科技和改革国家制度为目标的改革运动。它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并带来了许多有趣的故事和趣闻。
在洋务运动期间，中国学者和官员积极引进西方的科技和制度，以期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目标。他们鼓励学习西方的文化和科学知识，建立工矿企业，并推动铁路、电报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些努力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创造了许多有趣的故事。
洋务运动的趣闻
在洋务运动期间，有许多有趣的趣闻和轶事。以下是其中一些值得一提的：
- 曾国藩将领导洋务运动的任务交给了他的“铁军”，这是一支由西方教官训练的精锐军队。这支军队在装备和训练上都十分先进，但却因铁制炮的声音太大而被戏称为“铁炮军”。这个称号成为了当时流行的谚语，让人们忍不住地笑出声来。
- 在洋务运动期间，中国出现了许多新奇的科技产品。其中之一是被称为“鸟蛋石”的特殊石材。虽然这种石材没有实际的用途，但由于它的独特性，它成为了很多人追捧的商品。有人甚至把它用作装饰品，制成了各种奇形怪状的摆件。
- 洋务运动期间，中国的军队开始采用西方的军事战术。然而，由于长期接触西方文化的不足，中国士兵常常不懂如何正确使用西方武器。有趣的是，在一次演习中，一名中国士兵居然将一支西式步枪用作了大炮，并误以为它可以发射炮弹。这个笑话迅速传开，成为了一段经典的笑话。
洋务运动的影响
洋务运动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个时期，中国为了追赶西方而进行了许多改革和创新。不仅引进了许多先进的科技和制度，还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科学家和政治家。
然而，洋务运动也面临了许多挑战和困难。由于当时的政治动荡和社会落后，洋务运动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虽然中国在某些领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整体上仍然落后于西方国家。
尽管如此，洋务运动仍然是一段令人着迷的历史时期。它展示了中国人民追求现代化的决心和勇气，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有趣的故事和趣闻。对于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学者和爱好者来说，洋务运动是一个绝对不可错过的话题。
总而言之，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段重要而有趣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为了实现现代化而进行了许多改革和创新，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尽管洋务运动面临着许多挑战和困难，但它仍然是一段令人着迷的历史旅程。
剛開始看這方面的論文，總結了一些觀點，希望有所幫助，對我自己的讀書進度也是一種記錄。
l 三年并踵，两度沧溟。
l 任何一个国家的近代化，都离不开传统，离不开它原有的经济基础，不能凭空架屋。也正如此，每个国家的近代化，都应该走自己的道路，有自己的模式，而不能照搬西方。
l 洋务运动，也许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被动地出现的事情，但它决不是单纯的“冲击——反应”，也不能完全用“传统——现代”的“跷跷板”理论来论证。
l ——《世潮•传统•近代化》吴承明
l 不能因为洋务运动收效不大，就连洋务运动本身也从根本上加以否定。
l 实行这样一场关系国家命运的改革，不能没有具备雄才大略和坚忍不拔精神的领袖人物和明智助手，来制定政策，克服困难，力求贯彻。可是，当时清政府恰恰缺少这样一个领导集团。
l 美国中国史学者牟复礼讲得对，由于腐败，清皇室“在19世纪既不可能产生一个彼得大帝，也不可能掀起一场明治维新”。
l 在自私的慈禧太后把持的清廷中，那些开明的或杰出的洋务派枢廷大臣与地方督抚，都无法放手推进洋务事业，使它们对国家的现代化产生决定性的作用。
l 皇权的专制，使洋务派不可能形成一个政治集团，用集体的力量采取各种办法去争取洋务事业的贯彻和扩大，洋务派巨头多以我为中心，争权夺利，扩充一己势力，这自然也不利于洋务运动的发展。
l 清廷所以同意引进使用现代技术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既然归根结底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而不是为了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因而他们只允许发展国家资本，并采取鼓励私人资本同国家政权合作并由后者加以控制的国家资本主义政策。以慈禧太后为首的统治集团非常担心现代化建设会构成对他们权力的新的威胁，因此规定本国人民如需进口外国机器，必须得到政府许可，这就是说，他们不愿意私人资本利用洋务运动的机会创办现代工业和其他企业。
l 晚清统治集团日益腐朽，政府职能在上层首先松弛，导致各项官僚行政组织的效率大为下降。政治腐败与世风日下，直接腐蚀着洋务运动期间兴办的新式企业：有的掌权者任用私人，以权谋私，不少企业人浮于事，办事拖拉，贪污浪费严重。
l 在社会环境的各个方面，起关键性影响的是政治体制。“19世纪的清廷统治者愈来愈无力去构思或立志去进行重大的社会变革，更不用说去实践这样的变革了。像那种在四处碰壁的条件下为了应付危机而仓皇地进行防卫性小修小补的做法”，当然谈不上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而坚持皇权专制和过时的腐败政体，只能造成洋务运动时期的资本主义工业化进展缓慢，成效不大的恶果。一个外国学者认为，“中国（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的确应该归咎为缺乏能够引导经济发展的中央政府”。
l ——《清末社会环境对洋务运动的影响》丁日初
l 历史是由人——由那些积极参与活动的人们的行动所做成。人们的思想意识、行为方式各不相同。在形成历史的过程中，很难说就只能出现竟成历史的那唯此一种局面。尊重历史事实，进行客观研究，符合实事求是的要求；注意于历史中曾具有现实可能性的但未竟成事实的情况，我想：也是尊重历史。否则，客观地研究历史，若竟成为客观主义地对待历史，势必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历史及其积极活动者的历史辩护人。若那样，我想也会有悖于实事求是的原则。
l 若把原被排除在外的这些政事，也放在视野之内来研究洋务运动，我想效果定会好些。——《“洋务”研究随想记》宓汝成
l “近代化”所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诸多方面，但它的核心是资本主义工业化。有的论者认为，洋务派是封建统治集团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双手沾满了农民起义的鲜血，怎么能够承担近代化的任务呢？的确，洋务派首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都曾经镇压过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罪恶累累，但镇压之后，他们不能全面倒退，而是有所进取，把林则徐，魏源等地主阶级改革派提出的学习西方的主张付诸实现，使中国开始走上近代化的道路。因此，他们是从清朝统治集团中分化出来的开明派，虽然他们的阶级属性仍是封建地主阶级，但由于从事洋务活动，兴办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工业，他们已开始向资本主义方向挪动。尽管他们主观上是企图借西方国家的器物技艺来维护清朝封建统治并不怀有什么高尚的动机或善良的愿望，但客观上却担起了使中国走向近代化的任务，就这方面来说，他们不自觉地充当了历史的工具。我们不能因为他们镇压过农民起义而否认他们在中国近代化早期阶段中所扮演的主要角色。
l 在 19世纪六七十年代，清朝封建顽固势力还相当强大。只有这些从封建统治集团中分化出来而又掌握地方实权的洋务派能够有条件、有力量引进西方的机器生产，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从而使古老的中国社会出现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是当时的半殖民地中国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一条重要途径。
l 对创办军事工业，他们一律采用“官办”的方式；对经营民用工业，他们主要采用“官督商办”的方式。
l 中国的近代化一开始就是在坎坷不平的道路上蹒跚跛行的。洋务派兴办资本主义近代工业，遇到了来自国内外的重重阻力，首先是帝国主义的排挤和倾轧，其次是国内封建顽固势力的反对和阻挠，从而使中国资本主义得不到健康的，长足的发展。洋务派本身又具有较浓厚的封建性，他们用封建主义的方式经营管理资本主义近代工业，使这些近代工业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程度的封建性。洋务派没有而且也不可能为中国近代化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这是他们的阶级的和时代的局限性所决定的。
l ——《从洋务运动看中国近代化早期的特点》胡滨
l 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他所说的“长技”，限于战舰、火器和养兵练兵之法；他主张的学习方法，包括从购买外国的船炮，到借助外国技术人员传授技术、自行设厂制造新式船炮。但是，像魏源这类人物，并不具备将他的主张付诸实践的条件。
l 洋务派在决定要办近代工业之后，遇到怎样得到大批机器的问题。有两种办法可供选择：一是依靠本国原有的手工技术与人才来仿造，一是想国外购买。前一种是“嫁接”法即仿制之路，后一种是“移植”法即引进之路。
l 在当时的中国，能克服这些困难的唯有握有全权的政府及代表它的大官僚。若不由政府出面主持其事，是很难迈出工业化的第一步的。
l 中国后来在工业化方面取得的成绩有限，不如日本，其原因，应在经济决策领域之外和这个时期之后的决策中去寻找。——《洋务派关于中国近代工业起步的决策》赵德馨
l 自上个世纪末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洋务”运动的称谓很不一致，有称为“同光新政”的，有称为“洋务措施”、“洋务活动”、“洋务历史”的，有称为“自强运动”的，也有称为“图强御侮运动”的。我们认为，作为中国近代史历史编纂学中的一个概念，沿用“洋务运动”的提法，容可商榷。这主要是一个约定俗成的问题。
l 金陵机器局侧重于生产大炮；福州船政局专造兵轮；天津机器局着重制造弹药。这种布局构成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初期体系。
l 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端，肇始于军事工业的创办。
l 军事工业的正常运转，“非铁不成，非煤不济”。原材料和原料就是他们的生命线，而各项物件的运输以及相互间的通讯联络，依靠传统运输工具的驿递显然是无济于事的。因此，近代工矿交通电讯企业的创办势在必行。
l 这些军工局厂比较普遍地采用了雇佣劳动，大部分工人都是自由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他们的工资基本上是按照技术高低而决定的。
l 一部分封建官吏，以洋务派大官僚李鸿章等人为靠山，直接参预“官督商办”企业的经营管理。他们靠着一纸委任状，并没有任何像样的私人投资，却占据了企业督办的职位。他们在企业中安插亲信和家族势力，结党营私，“挟官以凌商，挟商以蒙官”。通过举借外债，调拨官款，侵吞商股，化官为私等巧取豪夺的手段，“一只手捞十六颗夜明珠”，掌握了企业的股权，逐步转化为中国早期资本家阶级的另一种类型——中国早期官僚资本的人格化身。在这方面，盛宣怀及其亲信死党堪称典型。
l 这些人的日常活动方式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改变：他们必须关心商品、股票、金融行市，专注于资金的周转和挹注，重视“买卖常规”，熟习合同与公证。企业中股权斗争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官场中的许多应酬，在盈利目的的驱使下，他们甚至敢同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封建势力勾心斗角，竞争周旋。原因很简单，企业活动的成败联系着他们的身家性命。他们以一种新的阶级面貌出现在19世纪后期的中国经济领域中，这正是“洋务运动”的主体——中国早期工业化运动给近代中国社会带来的最深刻的变化。
l ——《再论“洋务运动”必须正名》董蔡时、卢伯炜
l 清末新政，是清政府所领导的一次具有近代化性质的全面改革运动。这次改革从1901年1月29日那拉氏发布变法谕旨起，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止，历时10年有余，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收到了一定的成效。它实际上是洋务运动的继续和发展。
l 因为发展中国的近代化，本身就孕育了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因素，事实上新政本身也包含了低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内容和实践。——《论晚清近代化的两个阶段---洋务运动与清末新政》王守中
l 从中国近代化的总进程来考察，大多数中外学者都同意把洋务运动的发动作为中国近代化起步的标志。把洋务运动时期作为中国近代化的早期阶段，或第一阶段。把1895年康有为领导公车上书到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前作为中国近代化的第二阶段；把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作为中国近代化的第三阶段。大家对中国近代化的起步有三种不同的意见：一是主张从1860年洋务派从顽固派中分化出来开始起步，二是主张从1861年总理衙门成立和安庆内军械所创办开始起步；三是主张从1864年太平天国失败、洋务派大办近代军用工业开始起步。
l 胡绳；陈旭麓；戴逸；胡滨；徐中约；罗兹曼；李时岳；董蔡时；惶波姆宁；丁日初；汪敬虞；费惟恺；夏东元；波多野善大；林庆元；刘广京；徐泰来；芝原拓自；汪熙；马若孟；陈恭禄；余英时
l 大家比较一致地认为，中国近代化经过洋务运动的努力，虽然远未成功，但却给中国的近代化，尤其是工业近代化，打下了一个薄薄的基础，也积累了一些符合中国国情的实现近代化的经验。中国正是在这个薄弱的近代工业的基础上再接再厉，走完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程，也为转向社会主义革命准备了条件。中国如果没有洋务运动时期建立起来的近代工业，也就没有中国资产阶级的诞生和无产阶级的壮大，更不会有新民主主义的胜利。当然，洋务运动，包括后来中国近代化的缓慢步伐带给中国的近代工业基础毕竟是太薄弱了。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依旧严重存在，商品经济的发达程度甚低，整个社会的风貌依旧是一种封闭的、半封闭的状态。这一切都说明，应该由近代化过程担负的改造整个社会面貌的历史任务远远没有完成。——《中外学者对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关系的几点看法》李德征
l “作为被侵略、被损害、被凌辱者，我们难免义愤填膺，把中国近代史直观地描绘为斗争史、反抗史；而难得站的更高一点，从太空俯瞰蕞尔小球上所发生的一切，至少从人类历史长河来估量这刹那的瞬息。如果一旦试着如此做去，那时我们便会将摄像的镜头推向文化的变迁，有如我们今天用“文化”去介分遥远的龙山时期、大汶口时期那样，因为历史留下的积极成果，正在于文化方面的贡献，而那些喧嚣一时的政治风云，很快便从记忆中漾去，沉淀下来的只是文化类型而已。”
l 我们认为，洋务运动是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在“内忧外患”统治危机时刻进行的自救运动，从其维护封建统治、封建制度、封建道统的政治目的来看，从其残酷镇压人民革命运动的实践及其最终失败的结果来看，它的反动性、落后性、腐败性是无可置疑的。但它向西方学习，尽管这个学习重在物质文明，限于器物方面，而且洋务企业也有严重的封建性和买办性，但是，它举办近代军事工业，继而举办民用工业，造轮船、开矿山、修铁路、办工厂等，又确实表现了极大的“革新”精神。洋务派引进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新的生产方式，这是与封建的生产关系极不相容的，它必然会引起和加速封建生产关系的破坏，促进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阶级力量的出现。在这方面洋务运动的进步作用又是十分明显的。
l 设若（其实是不可能）洋务运动不是从文化的物质层面首先向西方学习“长技”，而是学习文化中层的制度，拿来改变当时中国的封建制度，甚或从文化深层的伦理入手，“先平人心之积患”（龚自珍的主张），那就不是办了三十年，最终在政治上破产的问题，而怕是寸步难行，连洋务运动本身都很难出现的。因为“变制度”、“平人心”，当时不可能出现那样的认识；突然提出那样高的要求，不仅当时还做着“不藉外夷以通有无”的“天朝大国”的美梦的统治阶级不能接受，就是企图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起义农民也不会接受。
l 从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总体看，当时中国处于文化变迁第一时期，只能进行外层的物质改造，要彻底改变当时的社会制度，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中国没有新的生产力、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阶级力量，也不会产生那样高层次的认识。从这一点讲，洋务运动确实适应了当时的社会潮流，采取的措施也是比较符合实际的。推翻封建制度的要求，只有在文化变迁第一层次任务完成，具体说，就是经过洋务运动之后，从其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中才能提出。这就是为什么一个被人们视为目的在维护封建制度和清朝反动统治的运动，结果也是事与愿违的以失败告终的运动，却能够运动了30多年，并作出了出乎创办者意料的成绩。为中国文化近代化向更深的层次迈进，即为提出改变制度的变法维新运动做了物质的和思想的准备的缘故。
l 从根本上说，农民阶级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的生产关系，它不是先进的阶级，不能领导革命推翻封建制度而建立新的制度。即使他们胜利了，也只能建立封建政权。事实上，洪秀全为首的天朝已封建化。说到底，他们胜利了，也只能是改朝换代的工具。中国要前进，胜利了的天朝也必然会来一次自我否定。
l 太平天国运动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动力作用，表现在它沉重地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加速了清朝统治集团的分化，兴起了洋务派和洋务运动，迫使他们向西方学习，引进了新的生产方式，打破了一些旧的传统。使中国出现了否定封建制度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新的文化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讲，太平天国的伟大历史意义，是通过洋务运动体现出来的。
l 洋务运动的实践过程，也就是“破成法”的过程。洋务派的每一实践，都要触动到祖宗成法，甚至传统观念；如讲通商，必然会冲击重本抑末的传统观念；讲制器，必然冲击“贵道贱器”的传统观念；师夷法，必然会破“严夷夏之防”的观念；设立新型学校和派遣留学生，必然瓦解“八股取士”的用人制度和“尊孔读经”的旧教育体制，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正因为洋务运动处处在“破成法”，所以事事遭到顽固派的抵制和反对。顽固派认为，学习外国是“以夷变夏”；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是“奇技淫巧”；西方的天文数学，皆“源于中国”，勿须向西方学习；机器技术传入中国，被人民用去制造武器，会危机王朝统治。因此，他们首先攻击的就是洋务派破坏祖宗成法，叫嚷“毋庸日思变法，失我故步也”。他们攻击李鸿章、刘铭传建铁路是“直欲破坏列祖列宗之成法以乱天下”；攻击郭嵩焘、丁日昌等的洋务主张是“创建邪议，专以夷变夏，破坏中国数千年想承之治法”。顽固派这些言论，从反面有力地证实了洋务派是主张变法、也确实是改变了“祖宗之成法”的。
l 那些指责洋务运动“不变其本，不易其俗”，只就其“枝枝节节以变之”的议论，虽属事实，但却悖理，违背了文化变迁由外到内，由浅入深的规律。因此，这种“变其本”“易其俗”的要求，从文化角度看是超越历史阶段的不实际的要求，变“本”易“俗”，属于文化结构的中层或深层的任务。那是只有到了维新变法，辛亥革命，甚至是五四时期才能提出和有可能解决的问题。
l 洋务运动又是封建统治阶级的自救运动，它不可能，也没有把中国文化一步步引向现代化的愿望。他们搞洋务与其说是改变中国文化，倒不如说是企图“用夏变夷”，“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使西人不敢蔑视中华”。只是事与愿违，洋务活动实践的结果却触动中国固有文化的根本，引起了文化更深层次制度的变化。也就是说，它造就了自我否定的物质思想条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文化思想，也造就了自己的掘墓人——资产阶级。随着洋务运动任务的完成，它的缺陷和弊端日益暴露，压制阻碍新生产力发展的消极作用越来越加明显，终于成了旧制度的护卫者。因此，当资产阶级改良派和维新派要把文化变迁推向更深层次，提出改变中国封建制度时，就不得不对洋务派进行批判和否定了。总之，资产阶级维新派既是洋务派的批判者、否定者，又是洋务派的继承人。这就是中国近代文化发展变迁的辩证法。——《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文化》郭墨兰
l 庞朴《文化结构与近代中国》
l 城市的出现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标志。同样，在城市的发展史中，近代城市的出现，是近代生产力，或者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它是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的标志之一。我国城市近代化的起步较晚，它几乎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二三百年。
l 洋务派从60年代就开始从事一系列与外国资本主义有密切关系的军事，政治，经济，文教及外交活动。他们试图从“求强”开始，继之以“求富”，欲使国家走上“富强”之道，他们的这些活动，失策和失败的地方很多，但从经济活动、社会财富、智力和文化科技在一定空间积聚的城市功能角度来考察，对我国近代化城市的发展却有着重要的影响。
l 工业生产的聚集是近代城市最基本特征之一。洋务派为“求强”的目的而首先倡导的近代军事工业是洋务企业的主体，这些军事企业都是一些大而全的企业，它开启了我国工业企业聚集的先河，也是我国近代城市化所必不可少的条件。
l 从近代城市的工业生产的聚集而言，前虽然有外资工业企业的开设，后还有待于民族资本企业的补充和发展，但洋务军工企业的开设以其较大规模及较集中的投资，对我国主要近代城市的发展是有较大影响的。
l 近代城市的另一个基本特征是它彻底打破了封建经济的封闭状态，与外界有着广泛的联系和交流，完全是一个开放的社会。
l 在洋务运动期间，凡洋务派兴办的军事和民用企业的大部分机器都集中通过上海一地向外洋采购。
l 由于洋务企业的大批机器，原料采购都从上海一口进出，这更加巩固了近代上海作为全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的地位。
l 我国近代城市化进程的第一个特点是它有一个由南向北，由东向西渐次发展的过程。这一特点的产生固然同城市的地理条件和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我国经济渗透的先后有关，另一方面也同洋务派面对国内和国际矛盾所作的投资决策有关。……洋务派这种对我国南部和沿海一带的集中投资对近代大城市的生成无疑是起着推动和催化的作用。
l 我国古代的城市，其政治和军事的意义往往要大于经济，其同周围地区的联系面也还不广，产品的交流也往往较单一。近代以后，上海不仅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中心，而且还联系整个长江流域。改变了从前那种流向品种单一的局面。洋务派所创办的军工和民用企业则进一步加强这种联系。
l 当然，洋务运动对我国近代早期城市化的推动同我国近代化的需要，同世界各先进国家城市化的进程相比，还是很有限的。这一点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早期的城市化》——潘君祥
l 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金陵制造局是中国最早采用近代化大机器生产的军工企业之一。在封建主义的落后的手工生产和闭塞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中国，引进西方先进技术，使用大机器生产，是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退步。
l 金陵制造局的工人劳动强度大，待遇低，他们为改善自己的处境展开了斗争。这次罢工斗争和汉阳铁政局工人罢工发生在同一年，而同成为我国最早的工人斗争，当时工人阶级处在幼年时期，但已能初步团结起来进行斗争，体现了近代无产积极的特色。
l 金陵制造局是代表清政府的洋务派官僚管理的大型军工企业，带有较浓厚的封建性，封建等级的森严，官场习气弥漫，封建官僚作风严重，致使企业管理不善，产品的废品率高，浪费现象惊人，种种腐败行为的泛滥，结果是企业生产进展缓慢，产品成本高，实效差，注定了无法达到清政府举办军事工业的“制器自强”的目的。——《金陵制造局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乐秀祺
l 以往人们总把“中体西用”视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这与洋务运动的主旨是不甚相符的。实际上，洋务运动是在求强求富思想指导下兴起与展开的，中体西用则是服务于这个中心思想的一种理论。
l 从洋务派的求富观中，我们可以寻找到两个方面的特质：首先，洋务派感到只有富国强兵才能赶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他们首先求强，进而求富，且能够提出“寓强于富”、“必先富而后能强”等主张，说明他们对洋务的认识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这种认识的发展，又对洋务运动的深化起到了全局性的指导作用。其次，洋务派针对外商纷至沓来，舶来品充斥市场的状况，主张“与洋商争利”，要求振兴商务，目的在于抵制与制约外来商品的流入和外商的经济侵略活动，这就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及其思想不断完善，顺应了中国近代化的历史潮流。
l 综观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洋务运动，它基本上是在求强与求富思想指导下，循序渐进地发展着的。有了求强观，军事工业才得以创办，强兵御侮也有所恃；有了求富观，民用企业才相继出现，“寓强于富”、“挽回利权”也有所靠。可以说，没有求强与求富思想的出现，近代机器工业仍会被视为“奇技淫巧”、“雕虫小技”，洋务运动是不能兴起也不会办下去的。
l 1860年后，冯桂芬较早地提出了富强观，他指出：“诸国同时并域，独能自致富强，岂非相类而易行之尤大彰明较著者，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又善哉！且也，通市二十年来，彼酋之习我语言文字者甚多，其尤者能读我经史，于我朝章、吏治、舆地、民情，类能言之。而我都护以下之于彼国，则懵然无所知，相形之下，能无愧乎？”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中体西用思想的最早来源。
l “以堂堂中国，而效法西人，不且用夷变夏乎？是不然，夫衣冠、语言、风俗，中外所异也；假造化之灵，利生民之用，中外所同也。彼西人偶得风气之先耳，安得以天地将泄之秘，而谓西人独擅之乎？又安知百数十年后，中国不更驾其上乎？至若赵武灵王之习骑射，汉武帝之习楼船，唐太宗驾驭旧将与内臣一体，皆有微旨存乎其间。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使西人不敢蔑视中华”。其中最后一句话又被认为是中体西用思想的来源之一。——《洋务论者的“求强”“求富”观——兼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孙占元
l 在中国科技落后与缺乏人才的情况下，要读书人成为具有一技之长的有用之才，就必须学西学。这是洋务派开眼看世界和通过洋务实践得出的面对现实的可贵认识，他们把西学与中国的人才培养相结合，使中国的人才素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人才开始由传统型转向中西结合型。
l 科技人才使用适当，节约了能源，降低了生产成本、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最大限度地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仍是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
l 洋务运动是在洋务派与顽固派的尖锐斗争中进行的。顽固派利用各种借口制造事端，设置障碍，势必影响洋务活动的顺利进行，也为近代化人才的培养造成恶劣影响。作为洋务派，他们始终重视而且抓紧各种人才的培养，但是由于他们的理论纲领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为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只是“治标”，而中国的封建礼教制度才是“郅治保帮”的本，而且当时的清政府始终又没有从总体上把洋务作为国策，因此洋务派不可能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不惜一切手段造就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近代人才。这是造成人才培养局限性的根本原因。——《论洋务派的人才观》商鸣臣
l “以南皮造楚材，颠覆满祚，可谓为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孙中山评价张之洞
l 《论李鸿章的变法思想》章鸣九
l 李鸿章明确提出变法的概念是在1870年，这年8月，他在给丁日昌的信中说：“自强之策，当及早变法。勿令后人笑我拙耳，此等大计，世人无知而信之者。朝廷无人，谁做主张。及吾之生，不能为，不敢为，一旦死矣，与为终古已矣。微足下无以发吾之狂言。”
l “我办了一辈子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夹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破漏，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李鸿章
l “在直三年未得一望朝贵颜色。”——李鸿章
l 洋务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是一次社会改革运动。任何社会改革运动要取得成功，必须有相应的社会基础。西方国家一般是先有资本主义的发展，形成资产阶级，产生资产阶级领袖人物，然后由这些领袖人物在资产阶级支持之下，或参与政权或夺取政权，全面推行社会改革。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入近代，是在西方国家入侵的情况下被迫开始的，与西方国家相反，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改革先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的形成。
l 李鸿章也一直非常谨慎，虽对朝廷很有意见，但“不敢与枢府有异同”。他说：“政府疑我跋扈，台谏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吗？”
l 为剿灭迅猛发展的太平军，清朝统治者是不顾一切了。从中可见，当阶级矛盾突现于民族矛盾之上时，清朝统治者首先要解决的是阶级矛盾问题。
l “操纵自如、指麾由我”的目的既然达不到，就不如及早遣散。曾国藩的“虚与委蛇”和“疏而远之”策，即含有遣散发还之意。
l 美国历史学家拉尔夫.鲍威尔写道，“中国人既不情愿拥有一支不仅须受外人指挥而且也会打乱军事指挥地方分权性质的舰队，他们就很有礼貌地打消了这个计划。”（其实当时的英国企图通过海关总税务司达到控制中国政治、经济和外交的恶毒用心）
l 洋务派第一次购船计划流了产。这次购船虽未成功，但在交了巨额学费之后，他们也长了一点见识，对以后购置船舰是有益处的。然而，历史也无情说明，封建的中国妄想依赖外国侵略势力建立中国的近代海军，一开始便显示此路不通。——《评“李泰国事件”——中国近代第一次购买军舰的尝试》徐彻
l 郑观应；唐廷枢；徐润；经元善；张斯桂；张文虎；李善兰；徐寿；华衡芳；丁日昌；冯焌光；王德均；沈保靖；王世绶；赖长；温子绍；陈士杰；曾昭吉；宋春；蒋锡璠；徐建寅；吴炽昌；潘露；赵毓楠；刘琪麟；孟宗洛；严良勋；王树翰；傅兰雅；林乐知；伟烈亚力；金楷理；李凤苞；赵元益；容闳
l 洋务运动是在传统农业经济环境中发生和进行的；洋务运动的根本目标，在于维护传统农业社会。当然洋务运动对传统农业也有积极影响的一面，但极为有限。……19世纪中后期，中国是一个传统农业社会，其标志是：以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封建生产关系，低下的农业劳动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这三者又是互相联系的。封建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使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农民贫困，不得不求助于家庭工业，从而增加了自然经济的韧性。——《洋务运动与传统农业——试论传统农业对洋务运动的影响和制约》丁长清
l 洋务派官僚是清王朝的忠臣能吏，他们对西方技术的肯定是为了用它来巩固清廷的统治。所以洋务派官僚在上海创办新式企业时，不可能自觉地引进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在不得不允许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伴随着机器技术一起进入上海的情况下，他们还是企图参照历代官府手工业的传统，把新式企业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因此，在洋务派官僚推动下产生的中国资本主义，不可能是以私人资本的独立活动为基础的自由资本主义，而只能是以政府为特征的国家资本主义。
l 洋务运动从兴办军事工业开始的客观事实，使中国资本主义企业从一开始就必须服从政府控制。
l 李鸿章在奏请敷设天津至上海的电线时，也是从军事、外交的角度强调电报有利防务、便于通讯的。由于电报局的设立也环绕着军事目的，故清政府理所当然要加以控制。
l 洋务派的求富，所求是国富，而非民富，因而把民用企业看作利薮（sou 三声），不肯放手让私人去办。
l 但是他（李鸿章）的“富在民生”，是指发展民用产品的生产，以免利权外泄而言，并不是说要让私人资本独自发展。由于民用企业产品直接参与市场竞争，对洋货有一定的抵制作用，因此洋务派把“求富”直接同抵制洋货、“稍分洋商之利”相联系。
l 官督商办同清代前期的官商结合是一脉相承的，所以洋务派官僚采用这一形式可谓轻车熟路。……事实上，投资近代工矿企业必然面临封建主义的重重阻力，这是软弱的商业资本家无法克服的。所以，投资者不得不企求官的护持，对官督商办寄予厚望，这正是当时的实际情况。
l 洋务派官僚从国外引进了机器技术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但是并不能突破中国本身的社会环境的制约，洋务企业只可能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官办或者官督商办的形式，以此作为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梯。
l 官督商办作为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一种形式，其目的在于调和新式企业中的官商矛盾，实现政府同私人资本的相互结合和相互合作。然而，清政府并没有经过任何改造，它还是一个地道的封建政府，它坚持官督是为了维持封建官府的控制，这就同企业的资本主义性格存在矛盾。商人支持官督商办，只是为了得到“官为护持”，希望在清政府的支持下发展私人资本。所以，官商双方的根本目的并不一致。在一定条件下的官督商办只是官府和商人互为利用的权宜之计，其内部早就孕育着官与商的冲突。——《社会环境与上海的洋务企业》沈祖炜
l 1883年的上海金融风潮是导致洋务企业资金来源变化的一个最重要因素。上海及各地商业萧条不堪，正在发展的各家洋务企业顿受挫折。在金融风潮的冲击下，洋务企业的股票价格狂跌，购买股票的热潮一下子变为抛售股票风潮。本来，人们踊跃投资新式厂矿，是为了发财致富，达到价值的增值和增大，如今不但得不到预付资本的增值，反而损失惨重。因此投资一事被视为畏途。——《论19世纪80年代洋务企业资金来源的变化》竺菊英
l 《西学输入与中体西用》陈月清
l 意大利的利玛窦，龙华民，艾儒略，罗雅各，德国汤若望，比利时的南怀仁
l 看到“今古是事百变，应之者无有穷时”的客观现实。洋务派意识到统治阶级面临的危机，主张变革，即“臣等竭虑殚思，但期可以收效，但冒天下之大不韪，亦所不辞”。李鸿章提出：“今日所急唯在力破成见，以讲究实际而已。”
l 外国传教士为在中国扩大自己的势力，在传教的同时也传播了西学，自然科学技术成了中西文化沟通的突破点，但他们传播的知识的局限性是很大的。他们介绍的西方科技往往是经过教会“净化”过的，甚至有意加入了反科学的内容，许多译著都将科学歪曲为上帝的旨意；对西方文明的精华，如自由、民主思想他们都加以回避。而且传教士并不都是学有专长者，在传播西学中，当然不可避免地会有偏差。但是西方知识的输入，毕竟多少打开了中国士大夫的眼界，起了开创新风气的启蒙作用，在客观上开辟了西学东渐的一条狭窄的航道。
l “中体西用”本质上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思想的混合体，具有两重性。……作为地主阶级的一员，以及他们对西方文化水平认识的水平，决定洋务派只能提出中体西用的文化原则，必然把中国传统文化摆在西方文化之上。他们身居显位，倡言于庙堂和官场，纵论于上，具有极强的号召性和权威性。当时主张向西方学习，主张改革的先进知识分子，也都没有超越中体西用的思想境界。如陈炽认为“泰西之所长者政，中国之所长者教，道与器别，体与用殊，互相观摩，互相补救。”王韬说：“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盖万世不变者，孔子之道也”。郑观应讲：“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他们都主张在维护“中体”的名义下采纳西学，用道和器，本和末，主和辅，内和外来表述儒学与西学的关系，正式从理论上确定了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地位，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暂时解决了西方文化输入的问题。这反映了他们对两种文化交流认识逐步深化和主动引进的态度。
l 首先，洋务派采取功利主义的态度，把西学和中学两个不同体系硬糅合在一起，是违反了社会发展的规律。以“西用”代替“中用”，将中体与西用结合，这就具有兴西学和保中学的双重性质，本质上是矛盾的，而且体与用的划分，沿袭了中国传统思维的直观性，带有古代抽象思辨的气息，本身不宜于对近代文化进行科学的分析。因此它导致了洋务运动指导思想的混乱。洋务派既想引进资产阶级的西学，但又死死抱住封建主义的中学。其次，“中体西用”是以维护儒家传统原则为前提，是封建的伦理加上西方的科技，其本身具有浓厚的保守性质，即所谓“经权常变，不逾范围”。体用之争的背后存在着“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阴影，“中学为体”则可能演化出“复古主义”的文化。“中体西用”虽反映了人们不全盘西化也不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愿望，但由于中西所占的位置不同，西学的传播受到种种限制。一旦西学的“用”超出了洋务派的限度，就会被严格的阻止。他们只要西方的科技而排斥近代政治思想的引进，在教学中也禁锢学生的思想和行动的自由。再次，“中体西用”的文化政策，使洋务运动时期向西方学习走了弯路。输入外来知识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取得和保持进步的重要条件，它能尽“人耕我获”之利。输入时应把知识当做一个整体概念来提出，在学习过程中更应引进最新的知识，发展知识移植的优势。但洋务运动时期引进西学时重复了知识创造的过程，走了弯路，贻误了时间；而且当时先输入实用科学，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不仅被忽视，有些甚至被禁止，因为在洋务派看来，这会危及“体”的生存。他违背了知识各部类之间互为依赖的关系，与整体把握西方科学文化相悖。最后，必须指出，“中体西用”是一个矛盾的复合体，具有明显的过渡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使其具有反动的性质。洋务派主张在封建根基上嫁接资本主义，提出封建专制体制加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建国方案。这种希冀用枝节的改革来维护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本来就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而当资产阶级维新派要求改变封建专制主义，实行君主立宪制度时，张之洞再叫嚷这一口号，更显然是直接反对民权、平等学说，来捍卫封建圣教了。因此，“中体西用”发展到此时，已具有抵制改革和革命的反动性质。
l 他从维护纲常名教、经书典则立论，利用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义愤，抒发天朝君臣视外夷无君无父性如犬羊的陈腐观念，把太平天国首领斥为外夷的代理人，煽动仇洋排外。其直接目的是镇压太平天国革命，间接后果则是阻止中国人接受西学。这跟魏源积极介绍西学，既号召“师夷长技以制夷”，又批驳视外人如犬羊的谬见相比，不能不说是一种倒退。这种倒退是出自对侵略者可能助太平天国共同倒清的恐惧。侵略者确实有过向太平军提供援助，瓜分中国的阴谋，但遭到太平天国的断然拒绝。于是1856年，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利用清王朝的危难，攫取更多权利。至此清政府承受着双重打击，京都一度陷落。
l 然而在这些正统经学立场有所转变、西学根底浅薄的洋务官僚和士人身后，还有为数众多的王公贵胄、疆臣大吏、老师硕儒、乡绅耆老，他们反对习西学，也反对中体西用理论，主张固守传统、恪尊祖制、弘扬天朝明君圣贤德泽，蔑视外夷奇技淫巧。这就是所谓的洋务派与顽固派。洋务运动的发展是在两派人的论争中进行的。论争从19世纪60年代增设天文数学馆、70年代筹建海防、80年代修筑铁路，前后20余年。洋务派尽管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唯火器万不能及”。由此推及简器、练兵、变兵制、讲军实，进而说到开矿、办厂、兴学，无非是求强、求富、而顽固派还是强调习西学是“变而从夷”、“其从而习之者，必皆无耻之人，洋器虽精，谁与国家共缓急哉”。鼓吹“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还有人说：“凡有为皇上开生财之源者，多是剥丧元气耳”。甚至提出：“凡世间机巧便利之事，断未有能经久不敝者”。这场在维护封建专制制度前提下的论争，洋务派本来只主张有限度的习西学，由于顽固派的牵制，事事受阻，更限制了洋务运动的步伐。而顽固派恃以批驳洋务派的论点不外是固守夷夏之防，本末之辨，义利之别，巧拙之分。这些传统观念都是自然经济和宗法社会的产物，是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的正统陈腐观念。无论持这种观念的顽固派何等昏庸愚顽，他们只要发出“假外援以窥神器”的诬词，就足以使洋务派缄口沉默。尽管在严酷的事实面前，顽固派不得不在论争中步步退却，然而，他们总以卫社稷、保圣道、守纲常、遵祖制、重心性、讲义理立论，就容易造成一种爱国忠忱的假象。而洋务派倡导“师夷”、习西学，则可能有离经叛道、背祖崇洋之嫌。洋务派绝不会自居于叛臣逆子的地位去批判这些他们也认为应当崇奉的正统观念。这个任务只好留给后人。然而洋务运动毕竟在缓慢地发展着，中体西用理论也日益为更多王公贵胄、疆臣大吏、士人学子所接受。
l 魏源坚持写成《海国图志》，未受重视，他除了激愤地斥责官僚、儒士“徒知侈张中华，未睹寰瀛之大”无可奈何！与魏同时代的姚莹也曾负谤写书，介绍外情，他深有感慨地说：“英夷及西洋人士每笑中国无人刘鑫海外事者，其笑固宜。有志之士乌可不一雪此言哉？然而，举世讳言之。魏默深独能著书，详求其说，已犯诸公之忌”。同样受西方列强侵略的东邻日本，对魏源的书却热情欢迎，成为明治维新的思想推动力。日本人岩谷世弘曾惋惜地说：“呜呼！忠智之士忧国著书，不为其君用，仅为他邦。吾不独为默深悲，抑且为清主悲也夫”。这当然不只是清王朝的悲剧，而是延误了中华民族向近代化迈步的时机。
l 他把君王、百官比喻为头颅、喉舌、四肢，而庶民为鼻息。他说：“九窍百骸四肢之存亡视乎鼻息，口可以终日闭，而鼻息不可一息伲”。当然，他所讲的变法只是在现存制度内变律例、易章法，而不是触动封建专制制度。因此，他既讲变通求实之理，又强调固守不变之道。
l 心验于事、人资于法、古验于今、我乘于物
l 王韬说：“求之于中国不得，则求之于遐陬绝峤异域荒裔”。
l 当时西学的引进还停留在十分低级的状态，有很大的局限。传入的西方知识多是很粗浅杂泛的。开始时，洋务派只学船坚炮利、并未认识到西方文化中也有别的东西高于中国文化，后来根据需要又对自然科学技术给予了注意。但由于人们存有惰性，以及受原有的思维模式、知识结构和心理所限制，对掌握新科技并不断革新的愿望是十分薄弱的。更因为近代中国政治上所受的压力过于沉重，致使中西文化上调和倾向十分严重。中西文化的碰撞刚一开始，就很快转入了相互融合，于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消极东西和中国文化的糟粕都被夹杂着保留了下来。
l （完）
洋务运动，又称自强运动。是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晚清洋务派以“自强”、“求富”为口号所进行的一场引进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以挽救清朝统治的自救运动。
因为在以前只要跟外国的事、物粘上关系，都会在前面加个洋字。如洋火、洋油。这次运动与外国有关。所以叫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洋务运动的性质复杂多样，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分析和探讨。
洋务运动的性质之一就是对外国文化的借鉴。在洋务运动中，中国开始向西方国家学习科学、技术、军事等方面的知识，以期提升自身实力。通过引进外国技术和制度，中国逐渐接轨国际社会，推动了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洋务运动也是中国探索国家现代化道路的重要一步。尽管洋务运动的结果并不完全成功，但通过这一运动，中国开始认识到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性，探索了一条融合中西文化的现代化道路。
洋务运动的进行也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一定影响。在洋务运动中，中国开始接触西方思想、观念，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带来了一定挑战。然而，也正是在对传统文化的思考中，中国逐渐形成自己的现代文化认同。
洋务运动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革和政治的革新。洋务运动期间，中国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促进了社会结构的变革和政治制度的现代化进程。
洋务运动也对中国的对外交往产生了影响。洋务运动期间，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交流更加频繁，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这种交流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总的来说，洋务运动的性质是多方面的，并且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从对外国文化的借鉴到推动国家现代化的探索，再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洋务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重要的篇章。
矿业是全球经济中关键的一环，为国家带来重要的财富和发展机遇。然而，矿业行业的复杂性和技术要求使得寻找合适的矿业人才成为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本文将探讨矿业行业当前的需求和挑战，并介绍一些解决方案来应对这些问题。
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对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矿业作为能源和原材料的重要来源之一，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尤其如此，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消费国和金属生产国之一。
然而，矿业行业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首先，寻找合适的矿业人才变得越来越困难。矿业行业对高素质的工程师、地质学家、技术专家和管理人才有着极高的要求。而这些人才的培养需要长期的教育和经验积累。
其次，矿业行业的技术要求日益复杂。传统的矿产开采方式已经无法满足对环境保护和资源利用的要求。高科技设备和先进的开采技术正在被引入，这就要求矿业人才具备与时俱进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此外，矿业行业还面临着安全风险和环境压力。矿场事故和环境破坏事件时有发生，这对矿业企业的声誉和生产效率都带来了负面影响。因此，矿业人才需要具备安全意识和环境保护意识，并能够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降低风险。
为了解决矿业行业所面临的人才需求和挑战，需要采取一系列的解决方案。首先，教育机构和矿业企业应该加强合作，共同培养和培养矿业人才。
教育机构应该根据矿业行业的需求调整课程设置，培养符合市场需要的专业人才。矿业企业则可以提供实际案例和实习机会，帮助学生将理论知识应用到实践中，并提供实际工作经验。
其次，矿业行业应该加大技术研发和创新力度。通过引入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提高矿业生产效率，减少对人力资源的依赖。同时，也需要为矿业人才提供相应的培训和发展机会，使其能够适应新技术的使用。
此外，矿业行业需要加强安全管理和环境保护。企业应该建立健全的安全管理体系，加强员工的安全培训和意识。同时，通过采取科学的环境保护措施，减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矿业人才对于矿业行业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解决矿业人才需求和挑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包括教育机构、矿业企业和政府部门。只有通过合作和创新，才能为矿业行业培养出更多高素质的人才，促进行业的发展。
相信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的矿业行业将迎来更加繁荣的未来。
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壮大，洋务运动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段重要历史，对于初中教育而言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教案内容。洋务运动是中国自力更生、引进外国先进科技的尝试，它承载了近代中国追赶西方的梦想和努力。本文将全面介绍洋务运动的背景、过程以及其中的影响。
洋务运动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时期。当时，中国正面临着列强的侵略、民族危机和社会矛盾的严重影响。为了挽救国家危机，清政府迫切希望能借助西方的科技和制度来实现现代化。于是，洋务运动应运而生。
洋务运动的背景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洋务运动发展的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初兴、盛衰和终结。每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特点和影响。
洋务运动初兴于19世纪末，清政府设立了许多机构、学堂和工厂，引进了大批西方科学家和技术专家。他们向中国传授了现代科学知识，并帮助中国进行工业、军事和教育等方面的创新和改革。
干支局、北洋舰队、江南制造局等机构的成立，推动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起步。清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鼓励学习西方科技和制度，加强海军和军事力量的建设，以及发展工业和商业。
洋务运动在盛衰期间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同时也面临着许多问题和困难。
首先，洋务运动的成就包括：改造了乾隆年间留下的废弛的官僚制度，推动了近代中国的工业和军事的起步，培养了一批具有西方知识的人才。
其次，洋务运动的问题和困难主要表现在：由于清政府重视的目标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而不是真正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因此在实施工业和军事改革方面存在着种种弊端。此外，社会上保守势力的阻挠和列强的干涉也影响了洋务运动的发展。
洋务运动的终结标志着近代中国维新运动的失败，也标志着列强对中国经济政治军事的更大控制。
洋务运动的终结主要表现在：清政府的改革进程停滞不前，洋务运动的机构和制度逐渐衰落，标志着中国近代化的努力受挫。同时，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打击加剧，使中国处于更加尴尬和被动的境地。
洋务运动对中国的影响是复杂而深远的。它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首先，洋务运动推动了中国工业和军事的起步。在洋务运动中，中国引进了大量的西方科技和先进制度，促进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许多现代工业企业、军事实力得到了初步建立。
其次，洋务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改革和变革，打破了封建的束缚。它是中国维新运动的重要一环，为后来的百日维新奠定了基础。
然而，洋务运动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首先，由于清政府的局限性和对外国文化的不了解，洋务运动带来的变革和创新并没有深入到社会的底层，无法产生真正的自我动力。其次，洋务运动没有真正解决中国面临的根本问题，如社会不公、政治制度问题等。
洋务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段重要历史，对于初中教育是必不可少的。通过学习洋务运动，我们可以了解近代中国的历史背景、中国面临的困境以及中国对待外来文化和科技的态度。
洋务运动的历史教案也可以激发学生对创新和进步的热情，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和批判思维。同时，我们也可以从洋务运动中吸取教训，思考现代中国在发展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和挑战。
洋务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段重要历史时期，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洋务运动的教训也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本文将从多个角度探讨洋务运动的教训，为我们认识历史、思考现实提供参考。
洋务运动时期，中国政府盲目追求西方技术，试图通过模仿西方来实现现代化。然而，仅仅停留在技术层面的模仿并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我们需要明确意识到，现代化不仅仅是技术的运用，更重要的是制度、观念等方面的转变。
洋务运动时期的中国缺乏自主创新能力，过于依赖外来技术和设备。这导致了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被动局面，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发展命运。因此，我们要重视自主创新，培养创新意识和能力，不断推动科技进步。
洋务运动期间，人才培养被严重忽视，中国的科学技术人才较少，无法支撑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现代社会，人才是核心竞争力，只有重视人才培养，才能不断引领科技发展，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
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的政治体制落后于西方国家，无法有效推动现代化进程。政治体制的改革是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我们需要深刻吸取教训，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建立符合国情的现代政治制度。
洋务运动时期，中国文化受到严重打压，缺乏文化自信。现代化建设不仅仅是技术的发展，更需要文化自信的支撑，唯有坚守文化自信，才能在世界舞台上展现中国的风采。
洋务运动的教训深刻而珍贵，我们需要认真总结历史，吸取教训，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之路。只有不忘历史，才能不断前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希望我们能从洋务运动的教训中汲取智慧，努力实现中国梦！
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之一，其内容丰富多彩，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多个领域。通过对洋务运动的内容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分析，可以更好地了解这段历史时期的背景和意义。
洋务运动在政治方面主要体现为清政府借鉴西方国家制度进行改革，包括设立机构、修订法律等方面的举措。其中，设立了直隶总督衙门、军机处、海军部等机构，以推动政治改革。此外，还进行了许多法律制度的调整和完善，以适应当时社会的变革和发展。
洋务运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工业和农业方面。在工业方面，清政府大力推动了实业救国的政策，兴办了许多军工、造船、纺织等企业，引进了西方的制造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了工业化进程的发展。在农业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改革措施，如引进新品种作物、推广农业机械化等，提高了农业生产水平。
洋务运动对中国军事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装备和组织上的改革。清政府引进了大量西方武器装备，建立了现代化的武器制造工厂，提升了中国军事实力。同时，还进行了军队编制和组织的改革，建立了新式海陆军，加强了军事训练和指挥体制，提高了战斗力。
综上所述，洋务运动的内容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等多个领域，体现了当时中国在面临外部压力和内部动荡的情况下，进行改革振兴的努力和探索。虽然洋务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但也揭示了当时政府的腐败和薄弱之处，为后来的变革与革命埋下了伏笔。
“自强和“求富是洋务运动打出的两道旗帜,这也是洋务派领导洋务运动的目的。之所以提出“自强”是用以应对西方的侵略,“求富则是因为在“自强的旗帜下,洋务派在展开军工创建活动中缺乏资金、原料等,所以为了能够获得这些所需,他们进一步提出了“求富以解决自身需求。除却“自强和“求富旗帜下的一系列自救活动的展开之外,还有国内农民运动的威胁。
洋务运动的目的除了自强和求富之外,还有维护统治。在19世纪60、70年代,广大农民对清政府的卖国行为很是失望,先进的爱国人士通过学习西方的政治、思想文化等来自强,同时农民起义也在国内轰轰烈烈的展开中。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天平天国运动,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运动在那一时期几乎占据了中国的少半步江山,这更是让强政府感受到了强烈的危机。所以洋务运动的另一个目的就是维护自身统治,剿灭太平天国运动,镇压国内的一系列农民起义。
